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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夏衍《上海屋檐下》剧情
被捕入狱8年的匡复被释放了。他到好友林志成家来探询自己妻子彩玉和女儿葆真的下落，却得知妻子已与志成同居，因为他们早就听说匡复已死，于是三个人都陷入难以解脱的内心矛盾和痛苦之中。
彩玉想和匡复追寻过去的幸福，但林志成负疚欲走时，两人8年患难与共之情，又突然迸发，难以分手。匡复理解、原谅了他们，在孩子们向上精神的启发下，克服了自己一时的软弱与伤感，留言出走。
1937年4、5月间，夏衍开始以现实生活为题材创作了三幕剧《上海屋檐下》。当时正是西安事变之后不久，抗日统一战线处在酝酿之中， *** *** 被迫有条件地释放一批长期关押的 *** 人和其他政治犯。一些革命者经营救陆续出狱，他们中间有些悲欢离合的故事触动了作者，使他写出了《上海屋檐下》。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上海屋檐下
二、上海屋檐下名词解释
1、上海屋檐下名词解释话剧夏衍作。
2、《上海屋檐下》最早的版本是于1935年5月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的,其后又于1937年、1940年、1946年、1957年等多次再版。
3、《上海屋檐下》以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一个梅雨季节的上海为背景,描写了一条普通弄堂里5户人家的灰色而痛苦的生活场景,表现了抗战前夕上海社会的政治气候,以及在这种政治气候和自然气候中痛苦生活的一群小人物的悲欢离合的故事。
4、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一个令人郁闷的梅雨季节。一幢狭小的弄堂房子里，挤着五户人家。林志成的太太彩玉正在催促女儿德珍去上学，而葆珍却在忙着给弄堂里的不识字的人当小先生。
5、此时，林志成上完上午班回来，低着头一声不吭地扎进屋里。这几天他工作不顺心，烦闷得不想说话。他的反常表现引起了邻居赵、黄两家主妇的闲言碎语，两人感叹着如今日子的艰难，不觉将话拉到了黄家主妇桂芬的公公身上。
6、老人家在乡下辛苦大半辈，近来来到城里，本想与儿孙共享天伦之乐，谁想儿子黄家楣已失业多日，家里生活甚为窘迫，儿子媳妇想尽孝心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赵家主妇由此提到自己的丈夫赵振宇。
三、夏衍《上海屋檐下》的独特艺术风格。
夏衍剧作首先，夏衍注重从小市民和知识分子的生活出发，显示时代风云的影响。“我只写了一些出身不同，教育不同、性格不同，但是基本上却同具有一颗善良的心的人物，被放置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面，他们如何蹉跎，如何创伤，如何爱憎，乃至如何到达了一个可能达到的结果。”夏衍的之一个剧本《都会的一角》在展示上海小市民的生活同时，也关注全国的形势，借人物之口喊出了“东北是我们的！”并因此遭到禁演，在社会上引起轩然 *** 。《上海屋檐下》中林志成、杨彩玉和匡复的命运，与现实政治联系在一起。关心时事的小学教师赵振宇点评报纸上的市井新闻、李陵碑的儿子死于战火，使人们的视野从弄堂扩大到外部世界。《法西斯细菌》中，俞实夫由东京到上海到香港到内地，生活环境的变化和科学救国理想的几次破灭，是日本侵略深入的结果。《芳草天涯》中知识分子的遭遇与战争情境紧密相连。“民族解放战争，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心灵的地震’的震源所在。所在有远近，振幅有大小，因之从各种不同的性格和环境中的女人们心中可以引起各种的反响，但，有谁能拒否这巨波的影响？有谁能置身于战争的事外？”作为党员作家，夏衍始终注意时代与人的命题。其次，采取严谨质朴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夏衍受到了俄罗斯作家契诃夫戏剧的影响，反对夸张、矫情的“剧场性”，严格遵循真实的原则，从生活自身的节奏和人物性格发展的规律出发，将平凡的生活题材搬上舞台，在生活琐事中表现人物现实处境以及丰富的内心世界。《上海屋檐下》中生活实感触手可及，衣服滴水声、洗菜的声音、小孩子在一起吵架的声音、咳嗽声，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给人真切自然的感觉，戏剧中各种矛盾冲突平缓地进行着，不给人惊奇突兀的感觉，一切都是顺利成章、水到渠成。“作者用淡墨画出了这些人物的灵魂，细致而不落痕迹，浑成而不嫌模糊，真正的感情深沉地隐藏在画面的背后，不闻呼号而自有一种袭人的力量，这是现实主义的力量。”在创作《水乡吟》时，作者原意是表现抗日游击队的事迹，但“为了不想再在沙上建塔，所以我有意的把真正想写的推到观众看不见的幕后”。显示了作者的严谨求实的创造态度。其三，注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夏衍的戏剧一般不采用激烈的外部冲突推动剧情发展，而是“表现时代激流在人们心灵上荡漾起的涟漪”，着眼于人物性格、心灵的内在冲突，通过人物细微的表情动作，平淡、朴素的对话，让人品味到人物内心世界的丰富复杂。在《上海屋檐下》中，林志成、杨彩玉和匡复尽力理智、克制的语言中，表现了他们内心的痛苦无奈。在《法西斯细菌》中，俞实夫的妻子作为一个日本人在抗战的特殊时期复杂的内心世界，都是通过一些朴素的语言，细微的动作表情表现出来的。此外，平易、朴素的语言风格，新颖的戏剧结构，增加了夏衍戏剧独特的艺术魅力。1937年发表的三幕剧《上海屋檐下》，标志着夏衍戏剧创作的成熟，显示出其现实主义的艺术特色。《上海屋檐下》（又名《重逢》）将戏剧情节置于鲜活的现实背景下，即在“西安事变”后， *** 在抗日统一战线的压力下，释放了一些政治犯。作者因为工作原因了解到一些在监狱关押多年的政治犯与家人重逢后的人生悲喜剧，激发了他创作的灵感。江南的梅雨季节，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水汽，与坏天气一样，人们的心情也是郁闷、烦躁的。剧情在上海普通小弄堂里展开，表现了五户人家的灰色生活，“反映上海这个畸形的社会中的一群小人物，反映他们的喜怒哀乐，从小人物的生活中反映了这个大时代，让当时的观众听到些将要到来的时代的脚步声音。”戏剧塑造了一系列小人物形象。二房东林志成郁郁寡欢，妻子杨彩玉忙忙碌碌，虽说经济状况还好，但总是摆脱不了往事的缠绕；居住在灶披间的小学教员赵振宇乐观开朗，靠微薄的薪水过着贫寒的生活，但赵妻在巨大的生活压力下，显得自私、狭隘、牢骚满腹；沉溺于丧子之痛中的李陵碑整日唱着京剧《李陵碑》中“盼娇儿，不由人，珠泪双流”的悲哀曲调；失业的洋行小职员黄家楣已经肺病缠身，为了不让从乡下来看望自己的父亲失望，典当东西，强言欢笑；而丈夫出海，为生活所迫沦为 *** 的施小宝，既受到流氓的欺凌，又得不到周围人的同情。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的烦恼，经济的拮据、精神的苦闷困扰着每个人。戏剧的主线是林志成、杨彩玉以及刚从监狱中出来的匡复三个人的感情纠葛。革命者匡复入狱，把妻子女儿托付好友林照顾，林在与杨长期接触中产生了感情，组成了家庭，而匡复的归来，使他们三人都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作者无意把任何一个塑造成恶人，而是强调现实环境对人的折磨。林具有同情心和正义感，为了与朋友之妻组织家庭而过着自己不情愿的“一方面受人欺负，一方面又得欺负人”的生活，并备受良心的谴责。杨彩玉曾经是一个热情的，为了恋爱和革命而离家出走的少女，生活的磨难使她变成了劳碌、庸俗、苟安的家庭主妇。而在监狱中受尽磨难，渴望从妻子、女儿那里寻找爱抚的匡复，面临的是妻子与好友同居的残酷现实。他们身上都带着过去留下的创伤，但新的力量也在阴郁的环境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匡复的归来使杨彩玉重新回忆起火热的青年时代，消沉的心焕发新的活力；女儿欢快的歌声使匡复重新恢复战士的 *** ，他毅然地离开了。戏剧结尾葆珍与阿牛领着大家唱“我们都是勇敢的小娃娃，大家联合起来救国家！救国家！”声音压倒了李陵碑悲哀的曲调，激发人们从压抑、沉闷的氛围中走出来决心。《上海屋檐下》在戏剧结构上颇有特点，通过主副线的形式将五户人家的家事，五股相互交错的生活之流错落有致地展现在舞台上，充分体现了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每一个家庭中独特的生活旋律，共同构成了一个曲折多变、内涵丰富的乐章，体现了特定时代普通人的生存境遇，具有较大的涵盖面。在实际演出中，运用弄堂横截面的形式，通过控制舞台灯光来进行场景的转移，给人强烈的真实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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